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翌年9月，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為《新青年》寫的發刊詞中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斗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個時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啟蒙圣經，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開啟功莫大焉。據周策縱估計，“五四”時期，即1917到1921年問，全國新出的報刊有1000種以上。杜威說，這些報紙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大量的問號”，“在一個信仰既有權威的教條，又是使人感覺滿足的國家里，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五四運動爆發后，北洋政府開始大肆搜捕學生。一位五四參與者回憶：“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著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演講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賊段徐曹章輩者。”直系將領吳佩孚也致電徐世昌，聲援學生運動：“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于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后繼……其心可憫，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孫中山得知消息，更其激動，干脆寫信給北大代校長蔣夢麟，要他“率領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運動感染了全社會，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紅蓮的妓女聯絡上海名妓，組織起了“青樓愛國團”，她們攜手上街，聲援學生，并在印發的傳單中稱：“我們花界，斯也雖剪，愛國則一。愿我同胞，拖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弗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沖擊波也讓青年們的反叛熱情達到高潮。一位當年的見證者說：“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作‘他你我’。后來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發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著眼看了我一會，嚷著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親歷者回憶說：“那一天，我們還是少年。”鄭振鐸還特意寫了一首詩《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犧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擋。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慣奴隸的茍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權威！”蔣夢麟說，五四事件使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們的力量在于組織起來”。
　　
　　五四運動爆發時，適逢美國哲學家杜威來中國訪問。1919年6月20日，他從北京給女兒寫信說：“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并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