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三年級的時候，母親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搬到首爾照顧二哥。我和妹妹因為要讀高中，只能暫時留在浦項。父母為了籌措在首爾的生活費，把房子和做買賣的用具都賣了，只給我和妹妹準備了一間很小的房間。我們倆一邊讀書，一邊還要想辦法養活自己。父母每個月寄來的伙食費根本不夠我們吃飽，天天喝稀粥也很難維持一個月。妹妹實在餓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們哪怕前10天吃個飽，后20天餓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樣做，我們倆一定會餓死。我找來30個紙袋子，把一個月的糧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讓妹妹去煮粥。直到現在，妹妹見到我還總是苦笑著說：“哥哥當時真殘酷，我差點離家出走。”
　　
　　1959年12月，18歲的我和妹妹終于踏上了開往首爾的火車。一路上，我心里有種說不出的孤獨與迷惘。離開艱難生活了14年的浦項，從今往后，陌生的首爾又將拋給我怎樣的面貌？父母似乎還沒有在首爾安定下來，貧窮開始糾纏不休。但是，我心里總還期待著首爾能有和浦項不一樣的東西在等待著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戶區租了一間小屋子，每天到市場上賣蔬菜，和在浦項時沒什么兩樣。我那時沒本錢做買賣，倒是難得地清閑起來。我曾經坐著電車，從始發站坐到終點站，再從終點站坐到始發站。不知不覺間，我會走到東崇洞､安巖洞､新村這些大學街。看到穿著校服的大學生們來來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陣難過。唉，連飯都吃不飽，跑來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中學時班主任曾經說過，高中畢業證比初中畢業證有用，那么，大學中途退學的話一定比高中畢業還強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試試。如果考取了大學不去上，不就算是大學中途退學了嗎？”
　　
　　在這個想法的鼓動下，我竟然真的著手準備考大學了。我報考了高麗大學商學院。考試日期迫在眉睫，我一邊利用有限的時間拼命復習，一邊還要到市場上幫父母干活。他們不攔著我參加考試，我已經很感激了。
　　
　　離考試還有一個月時，我開始熬夜復習，用當時流行的安眠藥來調節睡眠。但在臨考試的前3天，我終于還是病倒了。考試那天，我勉強爬起來進了考場。不管考取與否，能夠參加大學考試，我已經心滿意足。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
　　
　　還沒高興多久，我就被迎面潑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個學期才能算大學中途退學啊，光是考試合格，沒注冊是沒有用的。”
　　
　　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學的費用呢？這可比考試難多了。就在我想放棄的時候，梨泰院市場的人們幫我安排了一個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賣力地干活，交學費是沒有問題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開始忙活起來，把裝得滿滿的垃圾搬到推車上，經過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從美軍營地的右側繞過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6次，上坡時累得氣喘吁吁，下坡時更吃力，也更危險。
　　
　　本來只打算掙夠第一學期的學費，沒想到靠著這份賣苦力的工作，我順利地讀完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