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鴉片貿易和罌粟種植合法了。這時候，國內提倡以土抵洋，咸豐同治年間，各地廣泛種植罌粟，與英國進行“鴉片戰”。土藥種植面積急劇擴大，1870年后土藥總產量已經超過進口的洋藥數量，吸食鴉片者的人數急劇增長。
　　
　　既然合法了，也就可以收稅了。鴉片雖然不利于國民健康，但利于政府收入。進口的洋藥，每年的稅厘收入600萬兩銀子，國產的土藥的種種稅捐，大概在2000余萬兩之上。這樣的收入使任何禁煙的主張都不合時宜。駐英公使郭嵩燾于1877年連上兩疏請求清廷禁煙，地方大員劉坤一就說，這個建議萬不能行，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厘約百萬有奇，哪有禁煙之后還收稅厘的道理。這項巨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顯然，郭嵩燾不當家不知米貴，而從事實際工作的劉坤一更清楚禁絕鴉片后收入減少帶來的麻煩。
　　
　　到了清末，清朝對于鴉片的依賴更是嚴重，如同得了鴉片癮。當時的新政、海軍、警政、辦學等等的經費中都有鴉片稅收的成分。湖北槍炮廠的日常經費進賬中有30％來自鴉片稅，為慈禧慶壽的頤和園的建設資金也有鴉片稅。20世紀初，對外庚子賠款、對內舉行新政，清王朝的財政捉襟見肘。日本人研究后認為，清國歲入6種稅收中，5項沒有增加的空間，只有鴉片稅還有潛力可挖。增加土藥稅成為當時解決財政危機的不二之選，內地18個省中，有15個省就打土藥稅的主意。說起來鴉片稅的用處真是太多了。
　　
　　當時的進口鴉片稅歸中央，土藥稅厘歸地方，因此，在圍繞土藥捐稅方面，地方和朝廷就進行了一輪輪的博弈。中央想拿走那一塊肥肉，而地方想盡辦法予以抵制。在實行土膏統捐的時候，一些地方大員還想到了鴉片專賣，就是說，要像食鹽一樣由國家壟斷鴉片、壟斷價格、實行專賣。為此清廷還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鴉片專賣制度和效果。人們計算后認為，僅僅進口的洋藥，專賣收益每年就可達3000萬兩。土藥產量十幾倍于洋藥，專賣利益不可限量。1902年，法國人曾經希望包辦中國鴉片專賣，代價是2000萬兩；德國人也在打承包鴉片專賣的主意。地方政府也想到專賣的好處，大力鼓吹、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就國產鴉片的稅捐討價還價的時候，要求禁煙的聲音也日趨強大。鴉片上癮對國民健康的損害，中國人被譏為東亞病夫給人們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創傷，等等原因，使得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和社會輿論強烈反對鴉片。美國等國際社會也宣傳禁絕鴉片，給清政府增加壓力。就連輸出鴉片的英國，其《泰晤士報》也對中國的禁煙運動表示支持。有識之士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社會，非禁止鴉片不可。甚至有輿論認為禁絕鴉片是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而當時清朝政府正在向國際社會作出實行憲政、融入國際社會的姿態和努力，萬國禁煙會也將于1909年在上海舉行。受到內外壓力的清政府，終于在1906年痛下決心，要求全面禁煙。
　　
　　清廷本來已經對于鴉片依賴日深、嚴重上癮，他們沒有想到禁絕鴉片一定會使清廷毒癮發作而痛苦萬端。
　　
　　禁絕鴉片，清廷本來要求期限9年，但各地都有急躁心理，紛紛把期限縮短為3年。鴉片稅收占清廷財政總收入的10％左右，清廷于是出臺新的舉措予以彌補。
　　
　　清政府決定引進西方的印花稅。但1909年全面實施后，收上來的很少；清廷又實行鹽斤加價，就是食鹽漲價。有的地方一斤加2文（一文錢大概相當于今天兩三毛錢的購買力），有的地方一斤加4文。后來終于失控，有的地方實際加價到106文，有些地方的鹽價漲價十幾二十倍，終于逼得窮人吃不起鹽。鹽斤加價得到500萬兩的收入，但是仍不能彌補虧空。
　　
　　清政府失去財政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禁煙還激化了社會矛盾。官府強力鏟除曾經是官府大力提倡種植的煙農的罌粟，結果激起民變。官府又采取血腥武力鎮壓的立場，大量靠販運鴉片謀生的各類商人甚至官員也受到嚴重影響，他們也加入到抗議者之中。
　　
　　禁絕鴉片本來是一件大好事，沒有想到卻讓清政府引火燒身。民國年間成書的《涪陵縣續修涪陵志》認為，清末新政后，海關痛失鴉片稅厘，左支右絀，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塌。這種見解或許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