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喜歡《紅樓夢》，簡直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不僅把自己比作小丫頭紫鵑，還放出大話，說中國稱得上紅學家的只有兩個半，一個是俞平伯，一個是他自己，還有半個是郭沫若。抗戰時期，昆明有家小飯館，雖然規模不大，但老板也附庸風雅，取了個“瀟湘館”的館名。本來，人家飯館愛取啥名取啥名，又不礙誰什么事，可是吳宓知道后，立即火冒三丈。林妹妹的瀟湘館，豈容人如此作踐？如果只是生氣罵個娘也就算了，他偏偏把這當成了一件正經事，火急火燎地跑到飯館去和老板理論，要求人家必須改名字。這不是莫名其妙找碴兒嗎？好好的館名，老板當然不愿改。見協商無果，吳宓急火攻心，二話不說，掄起手杖就是一通亂砸。雖然最終“瀟湘館”三個字不能再高高懸掛，但他也賠了對方不少銀子。
　　
　　聞一多對古詩詞頗有研究，他教學生古文時，是一句一句地講，一個字也不含糊，還旁征博引，生怕學生聽不懂。講解一篇《天問》，他居然四易其稿。別人都覺得不能理解，一篇古文而已，用得著像參加科考似的精益求精嗎？要是每篇古文都這樣講，那還不得累死？更離譜的是，就是這一篇不長的《天問》，他居然在課堂上整整講了一學期。整個學期，除了《天問》，別的什么也沒講，其講解的詳細程度，可見一斑。學期完了也不考試，就讓學生就《天問》作一篇報告。
　　
　　蘇步青雖然是位數學家，卻很擅長寫詩。有一次，一家報社向他約稿，他就寄去了自己剛寫的一首七律詩。按說詩稿交出去就沒事了，可蘇步青卻一直還在琢磨那首詩，琢磨來琢磨去，他忽然發現，詩中有一句的意思表達不太清楚。其實這個小瑕疵未必有人在意，但是蘇步青卻萬分憂心，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向自己的學生谷超豪教授征求意見，谷教授也覺得應該作些修改。于是，蘇步青馬上給報社編輯寫信，并將改過的詩一并寄去，還要求對方退回原稿。那幾天，他一直坐立不安，生怕編輯沒收到他的信，讓原稿見了報。直到原稿被退回，他那顆忐忑的心才徹底安定。
　　
　　這種較真，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迂腐，然而，正是因為善于較真，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當作了不起的大事來處理，才讓他們在眾多學者中脫穎而出，成為讓人頂禮膜拜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