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軍事歷史上，有一個怪現象，喜歡鼓吹戰爭的居然是一群文人，而真正的將領們反而比較愛好和平。

　　1870年德意志帝國統一后，德國上下都信心百倍，議員們鼓吹好戰的論調，希望能稱霸歐洲。然而德意志統一的功臣､軍事家毛奇，卻在德國國會上嚴厲警告這些奢談戰爭的文人政治家，一旦開戰將是極大的災難。他甚至用詛咒的口氣說：“那個放火把歐洲付之一炬的人，那個首先把火柴丟進火藥桶的人，真是罪該萬死!”

　　我國歷史上，文官好戰､武將主和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到了清朝，這種現象尤為明顯。晚清書生如張謇､文廷式等，都極力主戰。

　　清朝的政治家們就已經發現，中國歷朝歷代，以南宋為分水嶺，之前是武將好戰，到南宋以后，卻一變而為儒生好戰，和武人更換了立場。而且往往在時局危難，需要武人鎮定局面的時候，書生卻表現得尤其好戰，慷慨激昂。

　　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在宋朝以前，封建王朝的軍隊都是由專業軍人，也就是武將們統率的。在那個時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軍事，只有披上鎧甲，親自參軍。比如說東漢的班超直接投筆從戎，戍守邊塞。

　　自宋朝起，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皇帝為了避免出現武將擁兵自重､藩鎮割據的局面，把軍隊的調撥權､戰略的決策權都交給了朝廷里的文官。

　　但這些文官對儒學和道德倫理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具體的戰略戰術，在戰爭中更關注的往往是名節，因此往往試圖在政策和軍事戰略上逼迫武將出戰。武將們基于實際軍事力量的條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張卻被貶斥為懦弱､賣國。

　　結果明明應該由武將拿主意的戰略戰術，被外行文人一攪和，很難取得好的效果。南宋以后的王朝，在軍事上往往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不能否認，這些文人在大敵當前的時候，的確表現出了可歌可泣的勇氣，但是他們并不真正懂得軍事，如明末史可法守揚州，雖然他是忠臣，但以軍事觀點看，他當時的部署是完全失敗的。

　　文人何以主戰?他們不能從純軍事技術的角度考慮戰略，認為軍事將領不值得信任，堅信戰爭中意志比物質重要；多數未經歷戰爭，不理解戰爭的殘酷程度。

　　法國大革命時期戰爭剛爆發時，微分幾何之父加斯帕·蒙日登上雅各賓俱樂部的講壇，慷慨激昂地宣布他要看到貴族們的人頭落地。實際上他卻是十分文弱的書生，甚至不愿意人們當他的面殺一只雞。

　　1962年中國與印度發生邊境沖突時，雖然印度內部資深的將領普遍不贊成和強大的中國開戰，但總理尼赫魯受到議員們狂熱愛國情緒的煽動，并屈服于這種壓力而不得不執行“前進政策”。而當印軍潰敗后，新德里卻又一片恐慌，好戰的議員們紛紛指責印軍將領的無能，先前他們不肯多撥預算給軍方，而此后則“幾乎想要多少就給多少”。主戰的文人在戰前指責武人怯懦，戰敗后又指責武人作戰不力。

　　坐在飛機上扔炸彈的人，心里肯定沒有當面用刺刀殺死一個人所受的沖擊大。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當遠離殺戮現場時，對這種行為就變得麻木起來，傷亡只有數字上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