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西班牙人，這一度是圣地亞哥·拉蒙·卡哈爾的不幸。
　　
　　他唯一掌握的語言是西班牙語。然而這位醫學畢業生無奈地發現，母語很難讓他在國際科學界發出聲音。
　　
　　19世紀晚期，世界上重要的科學論著大多由德語或法語寫成。卡哈爾所置身的西班牙科學界被人形容為“一片荒原”。那些知名的科學家，對這位年輕人用西班牙文寫成的論文，有時連看都不會看一眼。
　　
　　盡管自尊一再被傷害，年輕人并未就此灰心。卡哈爾當初選擇學醫，正是因為意識到“同胞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在醫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希望能夠“在世界生物研究領域里留下自己的名字”。
　　
　　這在當時看起來多少有些不切實際。1873年，當21歲的卡哈爾從薩拉戈薩大學畢業時，解剖學和生物學研究在西班牙已徹底衰退。但在國際上，這些學科取得了進一步發展。也是在這一年，意大利醫生戈爾吉發現將神經系統染色后再進行仔細觀察的方法。
　　
　　然而他染出的那些著名的腦組織切片，卡哈爾在14年后才看到。35歲的西班牙人受到極大震撼。回到自己的實驗室后，他開始研究神經網絡。
　　
　　通過改進戈爾吉的染色方法，卡哈爾很快有了自己的發現。他觀察到的結果支持神經元理論，即神經細胞既是自我封閉的單位又相互影響。這與戈爾吉所支持的網狀結構理論相反。
　　
　　卡哈爾知道，年長自己9歲的戈爾吉在這個領域正占據主導地位，要推翻他支持的理論，是極大的冒險。同時，由于與戈爾吉支持的觀點相反，自己的觀點幾乎沒有生存空間。盡管“新的事實就像神示一樣在腦中升騰”，卡哈爾當時寫出的論文，幾乎無一能夠發表。
　　
　　無奈之下，他在1888年創辦了一份期刊，以保證自己的論文能夠發表。可惜面對這樣一個已經衰退的學科，西班牙國內的人們，也沒有耐心去聽一個醫生講解其中的玄妙之處。卡哈爾印刷了60多本論文送給多名教授。結果這些花了不少金錢和心血的論文，要么被人輕蔑地直接拒絕，要么被人隨手扔在一旁。
　　
　　帶著失望，西班牙人只好把目光轉向國外，加入德國解剖學會。
　　
　　卡哈爾期待已久的學會會議在1889年召開。他帶著精心準備的小腦、視網膜和脊髓切片來到會場，打算向人們兜售他在兩年前的發現。
　　
　　臺下的醫學權威們，對這個只身前來的西班牙人并無太大興趣。直到卡哈爾在會上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并展示他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結果。
　　
　　好奇、驚訝和懷疑的目光，迅速聚焦在臺上的卡哈爾身上。“人們只承認西班牙有藝術家、長發詩人和可以用手部動作表達內心的舞蹈家。至于說這個國家還會出現科學家，則有點讓人難以置信。”他后來回憶道。
　　
　　更何況，在那個年代，被卡哈爾認為是“神經系統研究轉折點”的顯微鏡，在不少醫學教授眼里是對生物學發展進程的破壞。他們嗤之以鼻的東西，被卡哈爾迫不及待地用來觀察各種動物的神經系統。
　　
　　好在學會會長克里克支持這個被稱為“顯微鏡中的堂吉訶德”的人。在他的賞識和引薦下，卡哈爾認識了不少一流學者，并拜訪他們的實驗室。但令卡哈爾遺憾的是，他那時未能與戈爾吉見面，無法當面表達對戈爾吉的崇敬，同時解釋自己的發現。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06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獎儀式上。此時，兩人已因觀點的分歧，而相互不滿。他們雖然分享了這一獎項，同臺領獎，卻既不握手也不交談。
　　
　　在卡哈爾看來，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讓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科學對手像連體嬰兒一樣連在一起，無疑是莫大的諷刺。但委員會認為，兩人都對有關神經系統精細結構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受獎后的例行演講上，兩人雖措辭頗為謙和，但均無絲毫妥協。戈爾吉以“神經細胞學說——理論與事實”為題演講，對卡哈爾進行徹底的反論。第二天，卡哈爾則以“神經元的結構和連接”為題演講，列舉證據，反復強調自己的觀點。
　　
　　而在斯德哥爾摩的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各自回國后，戈爾吉在意大利繼續著自己春風得意的生活。這名意大利國會議員除了在學術和政治領域活躍，偶爾也會舉行講座反駁卡哈爾的學說。
　　
　　卡哈爾則憑借個人的力量確立了西班牙在神經學領域的研究地位，并創立了西班牙學派。這名當年曾挖開鄰居家墓地，研究人體骨骼和構造的西班牙少年，最終長成科學荒原上的一棵大樹，也讓一個幾近衰敗的學科，在自己的祖國重煥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