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強
　　
　　傍晚六點，任志強從位于華遠總部二層的辦公室踱步到一層的演播廳。這里馬上要開始一場讀書會，由任志強和金融博物館聯合主辦。現場500個預約座位，全部坐滿。
　　
　　任志強對讀書會的重視，等同于王石癡迷登山。兩年內，讀書會已經辦了28期，現在每期報名人數超過7000。一年前，任志強投資1000萬，按“央視標準”將辦公樓一層改造成演播廳。
　　
　　俞敏洪、馬云等忙碌的企業家愿意來老朋友的讀書會，這讓他的場子顯得很高檔。“潘石屹想來，我沒讓來，我認為他在讀書的級別上分量還不夠。”在任志強的理想規劃中，要邀請盡量多領域的意見領袖：從省部級高官到民間歷史愛好者都包括在內。
　　
　　任志強認為，“開啟民智”是他現在義不容辭的責任。“沒有獨立思考，我怎么能認識到政府也許是錯的？現在我們的民眾，基本上是政府讓你干嘛你干嘛，而民主制度是政府讓干嘛，我得問問為什么。”
　　
　　“政府說什么，他就反對什么。”王石曾這么評價任志強。同為中國的第一代房地產商人，與王石等人相比，任志強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與戰斗精神要強烈很多。從1998年起至今，他連續抨擊政府一系列房價調控措施。一家媒體形容任志強的許多發言都“晴空炸雷般刺耳”，挑戰公眾的情感底線——“和工資收入比，30年來房子等于沒漲價”、“逼企業家捐款是讓處女脫下褲子證明清白”、“房子就是給富人蓋的”……類似言論不計其數。《華爾街日報》曾形容任志強是“闖入瓷器店的公牛”。
　　
　　過往的十年被稱為中國房地產的黃金期，但任志強的評價卻是，“這十年，在某些方面改革出現了停滯，有些是倒退的”，原因是“政府力量不斷強大，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礎”。
　　
　　“自由”強
　　
　　1951年，任志強出生在北京的一個高干家庭。他生活在極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墻、警衛，食堂、澡堂，一切自給自足。他有天然的驕傲感與優越感。
　　
　　“文化大革命”期間，任志強的父母因成為走資派被下放到干校，并主動為當時初中還沒有讀完的他辦理了下鄉手續，分配到條件最為艱苦的延安。插隊半年多，通過關系，任志強參軍入伍，加入了38軍某步兵團。這是解放軍的一支王牌部隊，號稱“萬歲軍”。“文革”時，很多高干子弟都在這支部隊中服役。
　　
　　任志強的軍人生涯始終激蕩著理想情懷。他爭強好勝，能力出眾。“我是紅旗下生，紅旗下長，黨說什么就是什么，無條件獻身，沒什么可考慮的。”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讓他開始懷疑以往的信念：“為什么前一天還是接班人，第二天就變成反革命了呢？”
　　
　　軍旅生涯后期，任志強日漸叛逆的性格與軍隊格格不入，團長稱他“雞肋兵”，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無法在部隊獲得重用。1981年，任志強復員回京，拒絕組織安排的進公檢法系統，因為“體制內的晉升環境應該和軍隊差不多”。
　　
　　30歲的任志強選擇去一家不到十人的勞動服務公司，賣油條、修理電器。不久后，他下海經商，成為北京第一個租用軍用飛機從沿海運電子設備的商人。任志強承認，“早年能夠下海經商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因為“能夠從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會做無謂的犧牲。”
　　
　　1984年，鄧小平首次南巡，“下海夢”在年輕人心中發酵。任志強被朋友拉進剛剛創辦的華遠集團，這是一家隸屬于北京市西城區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體所有制多了些自主權。任志強渴望這點“自由”。不過，在華遠工作未滿一年的任志強，因涉嫌“貪污”被捕，理由是“倒賣錄像帶的過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在羈押期間，任志強通讀了《法學概論》，成了半個法律專家。經歷14個月的調查，他被無罪釋放。市檢察院提出兩點要求：第一，任志強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檢察官的妻子進入華遠工作。
　　
　　對外人，任志強從不介意提這段經歷，講述時常有自豪感噴發：“能進共產黨的監獄而無罪釋放，應該說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進去一趟試試。”
　　
　　同時，他有了深刻的認識：“抓你沒錯，放你也沒錯，我們的政府是不會承認自己錯的。正因為我被抓過，蹲過一年多監獄，所以思考很多，先要保護自己的安全，我知道這個社會不夠好，這個制度也不夠好。”
　　
　　1996年，華遠借海外股東華潤北京置地間接上市，融資10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產公司。隨后，證監會專門出臺了一個監管文件，杜絕其他公司借用華遠的方式上市。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華遠扮演過很多次類似的第一：第一個吸收國外銀行貸款，第一次打國際官司。“我們每做一個行動以后，就出一個文件，你早干嘛來著？說明這些立法遠遠落后于市場需求。”任志強不屑地說，“有人說（企業家）有原罪。我們是改革的突破者，開始都可能被別人當成原罪，原罪是因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1996年，作為國企領導人的任志強年接就近700萬，全國排名前三。他第一時間在華遠召開黨委會，讓所有黨委成員簽字認可。“這相當于找到了一個保護傘。”任志強說。果然，很快，組織調查他的高薪時，任志強說：“這不是個人決定，黨組織認可了。”
　　
　　在華遠，任志強要求員工每天看《新聞聯播》，時刻了解中國的政治動向。“在真正突破底線時，我會聽從黨，如果不讓干，不讓干就不干。”任志強說。
　　
　　“我不需要找這些人，就假裝不認識。一些人做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沒本事。”任志強闡釋背后的邏輯，“讓他們給你辦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條子，違反紀律，出了事也會害我，所以我不害別人也不害自己。”
　　
　　任志強老了。一年前，60歲的他從華遠集團董事長的崗位上退休，但他確信自己還沒有到退出舞臺的時刻。現在，他有大把時間寫回憶錄，已經完成50萬字，打算今年出版，標題暫定《男人的肩膀》：“我這一代人最看重責任。我現在的利益已經和個人沒有直接關系了，我覺得是為子孫后代的利益奮斗，想把中國變成一個好的社會。”
　　
　　這條路的盡頭是他為之奮斗的最高目標——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為美好，所以相信。”任志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