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鄉里對考生的種種資助
　　
　　每個家族都希望本族子弟中多出有功名之人，并在仕途上有建樹，一是可以光宗耀祖，二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整個家族都能不同程度地沾光。
　　
　　科舉時代，很多有文化傳統的家族，為了扶持本家族的貧窮子弟有機會讀書應考登仕途，設有義塾和義田，這甚至被看成是家族祠堂的責任和義務。
　　
　　譬如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義莊“范義莊”，是北宋名人范仲淹于1049年購置千畝義田創立的，作為宗族公產用以周濟族人，并開辦了義學。到其子范純仁的時候，再為義莊置田千畝“以供族眾滋大”，除了辦義學，還資助、獎勵族中貧寒子弟科考。1065年，范純仁將辦理義莊的事上奏朝廷，得到中央政府的贊賞。
　　
　　清代的很多宗族都有資助、獎勵本族子弟科考的規定。如《毗陵唐氏宗譜·宗規》規定：族中子弟參加鄉試給路費銀二兩，中了舉人給賀銀六兩；到京城會試給路費銀十二兩，考中進士給賀銀十兩。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錢款。
　　
　　同時，清代民間有“義塾田”的專款資助族中貧寒子弟讀書科考，特稱為“書田”、“資讀田”，或者“賓興田”。俞樾的《春在堂雜文四編》記載，永康人應敏齋官至布政使，退休后，買了二百畝田幫助本家族的貧寒子弟讀書考科舉，稱之為“永康賓興田”。這在清代很流行。
　　
　　明清時期，地方士紳還創立了民間集資助學的形式，叫“賓興會”，專門資助士子參加科舉考試。它對于擴大古代“養士”范圍、化解社會一部分文人之間的貧富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
　　
　　親友對于考生的資助，更是常有之事。宋代吳處厚的《青箱雜記》記載了一個很“別致”的資助方式。北宋邵武人龔國隆要去京城參加考試，路程長，家里窮，沒有那么多路費。巧的是他的伯父是個小京官，正好手頭有些“驛券”（當時官路上公家旅店里乘用車馬、使用夫役的消費券），就都送給了侄兒。龔國隆就這么一路走一路食宿于“國營飯店”，到京師參加了“高考”。
　　
　　可以說，在中國古代，一個讀書士子的脫穎而出，往往凝聚了整個家庭、整個家族甚至整個鄉里的心血和資助。
　　
　　政府對考生的優待政策
　　
　　在古代，因為考生都有可能成為國家棟梁，所以，政府相當優待。漢代賢良方正科的考試選拔，地位最高，由皇帝臨時下詔、各行政長官推薦已仕官吏或平民百姓參加考試，考生由公家車馬接送。
　　
　　《史記·東方朔傳》中記載：“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接送考生，這是漢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優待，歷朝歷代多多少少都有優待考生的措施。
　　
　　清朝順治八年（1651年）規定：“舉人公車，由布政使給與盤費。”即進京應試的舉人考生的路費，由地方財政支付，路費多少，因路程遠近而不同。如廣東瓊州府最多，每名舉人考生給三十兩白銀；山東最少，每名考生只有一兩；其余地區，三兩至二十兩不等。
　　
　　另外還規定，云南、貴州和新疆的應試舉人，除了每人發給白銀三兩之外，還發給火牌，憑牌供給驛馬一匹，車上插一面“禮部會試”黃布旗。這樣，應試舉人在趕考路上既有錢用，還有專車可坐，相當拉風。
　　
　　據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記載，清代考生“欲取秀才”參加縣考時共考5場，層層篩選，參加第5場的考生，縣官要準備飯菜、點心款待，名之為“吃終場飯”。
　　
　　作為科舉考試制科的一種，還有叫博學宏詞科的，唐朝開元年間始設，清代改為博學鴻詞，所試為詩、賦、論、經、史、制、策等，不限秀才舉人資格，不論已仕、未仕，凡是督撫推薦的考生，都到北京參加考試，考取后就可以當官。在清代，只進行了兩次，一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一是乾隆元年（1736年）。
　　
　　國家格外優待博學鴻詞科考生。據劉廷璣的《在園雜志》記載，康熙十七年的博學鴻詞考試“最為盛典”，考生是由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地方省級官員推薦的，考官由康熙皇帝親自擔任。一看這陣勢，就知道規格極高。
　　
　　“嗣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就是說，這些考生吃的、用的，以及路費都由國家出錢埋單，而且，“先行賜宴，后方給卷”。吃飽了再考試！考完之后，合格的立即授予官職；沒考取的，政府安排車馬好吃好喝地送回家。這樣的待遇，哪個考生不夢寐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