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魯迅的獨子，人們?yōu)槲易隽烁鞣N各樣的框子：有的人覺得我應(yīng)該溫文爾雅，有的人覺得我應(yīng)該身體健壯，還有的人覺得我應(yīng)該文筆超群，字寫得很漂亮……我被迫在各種各樣的框子里生活，非常吃力。
　　
　　我在北大上學(xué)的時候，有一次我看同學(xué)打橋牌，他們在那兒爭論，我就說了我所理解的橋牌規(guī)則，同學(xué)表示接受，然后，我就走了。但是，不幾天就傳出，魯迅的兒子，不好好學(xué)習(xí)，在學(xué)校打橋牌。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就找到我，說：“海嬰你是團(tuán)員，你要做表率，你又是魯迅先生的兒子，可不能夠打橋牌。”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才7歲零一個月。在我的記憶里，父親是什么樣子呢？
　　
　　是父親的老——父親那么老了，我還這么小。
　　
　　那時候父親的眼睛已經(jīng)有點花了，抽煙時怕燒了手，就用煙斗。我每天早上上幼兒園的時候，手里拎著鞋，從樓梯上慢慢下來，走到父親床前，先觀察一下父親是醒著還是睡著，然后，就拿起他旁邊放的煙，把他的煙斗裝好。這是我每天的第一件大事。后來我才知道，每逢此時，父親不管是睡著了，還是沒睡著，都是假裝睡著的，好讓我盡我的孝心。放學(xué)回來，父親就半笑不笑地看著我，我看著他。他說：“我今天抽了你裝的煙。”我一下子就高興了。
　　
　　父親的遺囑中有一條是寫給我的。他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xué)家或美術(shù)家。”在我小的時候，父母親對我沒有過高的要求。媽媽要求我不學(xué)壞就好了，不像現(xiàn)在的孩子，家長一會兒要求他學(xué)鋼琴，一會兒又要求他學(xué)繪畫。
　　
　　鄰居家有個留聲機，我也想要一個。媽媽和父親商量了，跟我約法三章，就是只能在晚飯后放。父親就托內(nèi)山書店的老板內(nèi)山完造去買。第一次買回來一個手提式的，很小，我一看說不要。內(nèi)山就“哈依哈依”，把那個拿回去了。下次又搬來一個，還是不如鄰居的高大，但我覺得不能再提出過分的要求了——說不定他會說：“你不要，就拿回去吧。”那就麻煩了。我說好，就把留聲機留下了。
　　
　　記憶中，他打過我一次。因為什么事，我已經(jīng)不記得了，但挨打的效果是記得的，因為他打我的時候，嘭，嘭，嘭，非常響，可是不疼。他問我“你還聽話不聽話”，我說“聽話”。于是就和解了。然后我問他：“你拿什么東西打我的？”父親馬上遞給我，說：“你看吧。”那是一張報紙卷起來的這么一個長條，當(dāng)然了，打得很響，又不疼。
　　
　　父親的日本朋友中，我沒有見過藤野先生，內(nèi)山完造是見過的。他和我們在抗戰(zhàn)電影里見到的日本人不一樣。他對人，對中國人是很好的。比如，在他的書店前，夏天就放著這么一個大桶，桶里面放著茶葉，茶葉是我父親從紹興買回來的粗茶，便宜，桌子上再放兩個杯子，人力車夫或者其他什么人就可以免費喝茶了。這叫舍茶。有的時候，他看見一本書被偷拿走了，店員就問他：“要不要管呢？”內(nèi)山說：“不要管了，讓他拿去吧，他買不起書，但他真的是喜歡書。”
　　
　　我才十幾歲的時候，日本軍隊在上海侵占租界，他們挎著刺刀，從我面前走過，我非常憎恨他們。但我的經(jīng)歷告訴我，日本人和日本兵、日本憲兵是兩碼事兒，不是嗎？
　　
　　我已經(jīng)70多歲了（編者注：指寫此文時）。70多年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與父親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要我比較完整地記下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尤其是涉及父親的活動，我可沒這個勇氣。因為在大量前輩的回憶文字面前，我自知缺少這方面的資格。至于我自己，一生并無什么大的建樹可供記載，只是腳踏實地地工作與生活，為社會盡一份綿薄之力而已。